科学·技术·工程跨学科研究

• 大科学对科学本身而言并非全是福音

  李醒民;

  当今是大科学日益兴盛的时代。大科学确实具有充足的存在理由、可观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但是，由于大科学与小科学具有诸多相异的特征，加之若在观念上陷入偏执，在实践中处理不当，则可能或多或少地冲击科学研究的规律，销蚀科学探究的自由，异化科学家的心理，干扰潜心研究的氛围，因此大科学对科学本身而言并非全是福音。在积极发展大科学的同时，也要重视小科学研究，在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或必要的张力。

  2025年02期 v.27;No.140 1-7+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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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性、制度、责任：数字孪生人伦理建构的三重逻辑

  刁宏宇;吴选红;傅游;

  数字孪生人是现实的人的数字化身和人类数字等效物，其发展过程和发展的结果带有很强的伦理不确定性，亟需从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等维度开展伦理建构工作。数字孪生人的德性伦理叙事强调人与技术之间的伦理内蕴，人类应该将技术作为自己的延伸，而不是将其视为对人类的威胁，以此建构数字孪生人的伦理内核；数字孪生人的制度伦理叙事则强调制度之内的伦理关怀，在制定法律规章时规范制度本身的善，从而建构数字孪生人的制度之善；数字孪生人的责任伦理叙事则强调多元行动者的责任担当意识，人们需要在开发、使用与监督数字孪生人的过程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履行相关的义务，以确保数字孪生人的公正使用，从而建构数字孪生人的多元主体责任。

  2025年02期 v.27;No.140 8-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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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技术科学社会的哲学审思——基于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视角

  肖雷波;隋思琦;王秀;

  当代技术科学社会是指一个日益技术化的社会，造成技术、科学、自然、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不断重构和复杂纠缠。从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哲学视角看，当代技术科学社会有三大特征：人与环境的关系层面上，以对效能的向往代替对正义的追求；人与自我的关系层面上，以“技术科学化的自我”取代“纯粹的自我”;人与知识的关系层面上，以对无知的包容替代对真理的追求。为创造一个兼具正义性、人性尊严和包容无知的技术科学社会，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伦理应对：人与环境关系层面上，以善的价值理性引导技术科学的效能逻辑；人与自我的关系层面上，以尊重人的生命权利应对技术科学的虚无主义；人与知识的关系层面上，以敏捷治理原则包容技术科学的无知。

  2025年02期 v.27;No.140 16-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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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数字法治理论研究

• “人肉开盒”行为的违法判断及民刑共治

  赵龙;王子奇;

  “人肉开盒”行为是指通过网络收集个人信息，形成可识别的个人画像并公布于网络的行为，包含“人肉”与“开盒”两个环节。目前，“人肉”环节的治理困境主要体现为归责路径模糊，“开盒”环节的治理困境则集中在损害预防失效方面。在民事层面，对平台和“开盒者”行为违法性的分析，主要围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范要求展开；在刑事层面，“人肉开盒”行为及其附随行为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人肉开盒”行为侵害了被害人个人信息权，进而侵害被害人人身财产安全和精神安宁。为实现对法益的周延保护，在民法上应确立个人信息删除权和网络遗忘权制度；在刑法层面，可通过司法解释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严重情节的罪状描述，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025年02期 v.27;No.140 25-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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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预防视角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式构建

  肖琪;

  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所面临的多维度风险对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数字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由此催生了风险预防型法治范式的兴起。传统基于赋权的保护范式，因其未能系统考量信息主体的有限理性、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以及私法救济的实现困境，导致法律的实效性不足。相较而言，基于风险预防的保护范式关注信息主体的弱势地位、权衡多方主体的利益、凸显信任维系的功能，具有可欲性；还契合国际治理趋势和国内立法导向，具有可行性。为构建个人信息风险预防法律体系，需实施分阶段治理：在初始性预防阶段，通过制度设计和风险监测，形成事前干预机制；在继发性预防阶段，推进行政保护和司法救济双轨前置，强化事中应对机制；在复发性预防阶段，则通过提高行政处罚的确定性和扩大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构筑事后威慑机制。

  2025年02期 v.27;No.140 34-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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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独立监管机构设置研究

  阮利;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统筹协调+分头监管”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模式。然而，现行监管体系面临多头管理、协调不足、职责不清、监管乏力等问题，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个人信息保护挑战。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超越利益纷争，并在提升监管效能、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独立监管模式以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为基础，在独立性、专业性、科学性、权威性等方面均展现出显著的优势。未来，应设置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并明确其法律地位、职责范围及监管机制，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

  2025年02期 v.27;No.140 44-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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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新观察

• 论反垄断执法约谈的效力实现及其保障机制

  李诗勤;

  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柔性执法方式，在反垄断领域常态化监管机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反垄断实践中的约谈包括警示性约谈与线索筛查型的调查性约谈，由《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所调整。由于适用条件模糊、法律后果失当及长效性缺乏等问题，反垄断执法约谈效力实现效果欠佳。本质上，反垄断执法约谈效力实现的根源在于利益导向机制，但不同类型的约谈效力实现的内因存在差异。为完善约谈效力实现的保障机制，应以区分适用警示性约谈和调查性约谈为前提，分别制定优化路径。

  2025年02期 v.27;No.140 52-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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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管理学_数字化转型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李芳;谭肖雨;王松;

  ESG理念是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观，将公共利益融入企业价值体系中，会持续受到利益相关者广泛关注。数字化转型在促进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和效率变革的同时，对其ESG实践动机与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挖掘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有显著的赋能效应，考虑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企业的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大规模企业、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以及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提升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ESG表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25年02期 v.27;No.140 6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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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数字化投入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吗?——基于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马风涛;王高;

  利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并计算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耦合协调度指标，衡量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联动能力，分析数字化投入对双循环联动能力的影响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加数字化投入可以显著提升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联动能力，特别是在促进下游分工环节的有效联动方面作用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增加数字化投入主要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和促进消费扩容提质两条渠道推动双循环有效联动。异质性分析发现，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增加数字化投入对西部地区双循环有效联动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为我国借助数字经济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未来应重视数字化投入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打通价值链上游环节双循环有效联动的各类堵点，并加快实施地区差异化策略。

  2025年02期 v.27;No.140 74-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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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异质性溢出效应研究

  张建刚;刘琪琪;康宏;

  科技金融是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本文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等方法，评估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加强政府战略引导、促进信贷资源集聚和激励企业研发投资等渠道提升所在区域的创新水平；试点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明显，试点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周边地区创新水平提升。将溢出效应进一步分解发现，通过合作创新、竞争及模仿机制，试点政策显著促进周边其他试点地区创新水平提升，而对周边非试点地区创新的带动效应可能存在抵消，促进效果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金融强国背景下科学合理地制定科技金融政策，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较为重要的启示。

  2025年02期 v.27;No.140 85-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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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

• “分类—协作”: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性治理的实践逻辑

  黄佳鹏;

  对关中G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性治理实践的分析发现，该模式通过治理事务分类与治理主体协作，对人居环境治理中的行政性、市场化与自治性事务进行了有效划分，以清晰界定公私边界、促进市场与社会责任共担，以及依托“行政规制—市场激励—社会动员”的协同耦合机制等方式，实现了治理过程中行政部门、市场主体与村级组织等多主体协作。在“分类—协作”框架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亦非仅属于市场主体的业务，而是村级组织与村民的内生事务，即走向整体性治理。这不仅实现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空间再造、效率与效益兼具、资源撬动，以及“成本—收益”最优化，还通过体系再造与主体重塑，推动农民生活现代化转型与乡村善治。未来可持续强化村级组织及村干部在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给予他们更大的治理空间；同时提升多元资源整合能力，实现村内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力量的有效融合，激发多主体有效协作。

  2025年02期 v.27;No.140 99-10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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